解璽璋《中國青年報》(2014年12月23日10版)
  郭雪波的小說《蒙古里亞》是一個穿插了幾條線索——歷史和現實,神界和人界,西方和東方,草原和煤礦,佛陀和薩滿的複雜故事。“我”是故事中人,卻也是個外來者,一個從草原之外來的觀察者和敘述者。他離開草原多年,現在,他飄蕩的魂,正棲息在芨芨草尖上回望故土。他看到了什麼呢?
  當他向歷史深處望去的時候,他先是看到了一個人,一個叫亨寧·哈士綸的丹麥學者、探險家,他把他比作飛進草原的一隻鳥。那是1926年12月,蒙古高原,寒風刺骨,雪暴橫掃大草原。就在此時,這個叫哈士綸的人,離開了生活習慣的城市,以中國瑞典共建的中國西北科考團後勤隊副隊長的身份,進入了這片蠻荒世界。他和他們來乾什麼?這是“我”的疑問,恰恰也是這部小說的起點之一。
  當然,對“我”來說,鮮活的生活也許更具吸引力。這首先是因為,他本人就是這生活的一部分。接下來他就會發現,他被生活裹挾其中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是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小說中很重要的一對男女此刻就正在不可阻擋地走進他的生活,儘管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這將意味著什麼。他將這一切解釋為夢的啟示。這時他剛剛從一場白日夢中醒來,在山頂的古敖包旁,他夢見了去世多年的大爺爺。事後我們知道,他此行飛回草原,是來尋找自己靈魂的,而這位大爺爺,恰恰與他要尋找的靈魂有關。不過,在夢中,大爺爺並未就靈魂之事給他明確的答案,而是提醒他該去關心一個叫約蘇模爾根,又叫特勒約蘇的人了。稍感匆忙的是,他剛從夢中回到現實,這個人就讓他撞個正著。
  小說便沿著這兩個向度展開了,像一條大河的兩個源頭,在草原上緩緩地流淌,最終匯合在一起,成了蔚為大觀的景象。這兩條線索有一個共同點,主題都是尋找,而哈士綸的尋找和多年後“我”的尋找殊途同歸,都指向一點,即蒙古族的精神信仰,這是他們在敘事中能夠交匯融合為一體的前提條件。從敘事的角度來看,很顯然,哈士綸的故事為作者成功介入蒙古族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種便利。他是要感謝哈士綸的,因為,多年之後,他不得不借助這個西方人提供的線索,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園。聽上去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但如果不是他們冒死搶救和保存了蒙古族的文化遺產,避免這些充滿了東方神秘色彩的古老文明毀於戈壁的沙塵和歷史上的革命、戰亂,“我”的尋找靈魂之路也許還會曲折、坎坷得多。
  哈士綸終其一生都行走在蒙古草原上,從東到西,從西到東,他追隨著蒙古牧民,在漫無邊際的大草原上遊蕩、遷徙、冒險,近距離觀察牧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並且身體力行,切實體驗。他們把他當作最可信賴的忠實朋友,向他講述先人歷史中的傳說和神奇往事,為他唱出自己心愛的歌曲,向他吐露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他發現,他們信仰的佛教或薩滿雖然有很神秘的東西,常常使他感到驚詫,但其中也有人類共同的對美和尊嚴、榮譽的渴望。他願意理解和感受這一切。他相信,信仰就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在這裡,沒有沒信仰的生活。
  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歷盡千辛萬苦,深入亞洲大陸,如果僅僅是為了搜集蒙古族的音樂,我們還看不出他的尋找和“我”的尋找有哪些內在的聯繫,如果我們把他的行為放在東西方文化互動的大背景下,其特殊意義就凸顯出來了。實際上,進入20世紀以來,歐洲思想文化界的反思,已經把目光投向東方,或者說,是把東方作為西方的重要參照。他們看到,科學昌明以來,唯物派哲學大興,高懸起一種物質主義的、簡單機械的人生觀。宗教本是從情、意兩個方面給人類一個“超世界”的信仰,現世的道德便以這信仰為基礎,現在卻被“技術”打得落花流水。其後果就是享樂主義越發得勢,人的敬畏之心也沒有了,死後既沒有天堂,只好盡可能地享受這幾十年的快活,一切都由客觀規律做主,人也就不必承擔善惡的責任,又何妨盡我的手段來滿足我的欲望。
  於是,神秘的東方就成了他們想象中上帝為人類靈魂保留的一塊聖地,他們紛紛來到東方,其實是想從這裡找回自己,重建一種精神信仰。至此我們也就理解了“我”的尋找何以會和哈士綸的尋找重疊,最終走到一起,儘管這裡顯然有一個東西方發展的時間差。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在這裡,霍倫煤礦既是人的欲望的一種象徵,也是現代科學的標誌,它代表著現代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進步和墮落,都屬於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作者在敘事中以歷史映襯現實,使現實獲得了一種歷史縱深感。就像哈士綸最終找到了薩滿博額阿拉坦嘎達蘇一樣,“我”最終也被告知,其靈魂竟是大爺爺的重生轉世。我把這理解為作者的善良願望,他試圖以薩滿博額認識世界的方式重建人與自然的關係,但很顯然,兩種世界觀、人生觀的競爭還遠遠沒有結束。  (原標題:棲息在芨芨草尖上的魂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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